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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則成”這座“富礦”仍未挖掘完

日期:2019-07-03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人心向背,決定了解放戰爭——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的走向。隱蔽戰線所做,恰恰是撥動人心向背的指針,讓國民黨反動政權內部、國民黨軍內部、白區社會各階層,都清晰地認識到蔣介石集團徹頭徹尾的腐朽沒落……
作者|姜浩峰

  余則成到底犧牲了沒有?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8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前夕,有篇《人民日報》微信端文章在朋友圈火了——《余則成已經犧牲》。

  余則成,是《潛伏》里的男一號人物。在十年前首播的這部電視劇的結尾,由孫紅雷扮演的中共地下黨員余則成,在新中國成立之際,前往臺灣地區,繼續潛伏。文章中如此寫道:“為了信仰、為了使命,他選擇把情報傳遞出去、繼續潛伏。為了讓翠萍活下去,他選擇了用最特殊的方式表達愛!”

  之所以在6月份發表這篇文章,是因為——1950年6月10日,中國共產黨打入國民黨反動機構最高級別情報人員吳石中將,和陳寶倉中將、女地下黨員朱楓、吳石部下聶曦上校一起,被臺灣國民黨方面執行槍決……

  吳石被認為是余則成的原型之一。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許多年里,即使這些潛伏英雄已經犧牲,卻仍寂寂無名50多年,直到相關檔案到了解密期,英雄們的事跡才浮出水面。2013年,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落成,這些隱秘戰線的英雄,和他們蕩氣回腸的故事,終于可以被公開紀念。

  從大陸到臺灣之前,吳石已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過了巨大貢獻。譬如渡江戰役前夕,他以國民黨軍中將之軀,多次連夜從南京趕往上海,親手傳遞情報,使得解放軍能夠得到國民黨軍的長江防御信息。而在上海情報線已斷的情況下,另一位國民黨軍中將、中共地下黨員吳仲禧,專程乘飛機到香港將此絕密情報交給地下黨員劉人壽,再由劉人壽通過秘密電臺將情報發給中共中央軍委。

  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開,某種程度上就是秘密在開會。在之后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形勢中,中國共產黨人極為清楚地認識到地下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地下秘密工作絕不僅僅是情報工作。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如此總結:“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斗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在毛澤東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中,情報工作只列在第四位,而群眾的秘密組織,則是作為群眾公開組織的核心在做工作的。

  人心向背,決定了解放戰爭——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的走向。隱蔽戰線所做,恰恰是撥動人心向背的指針,讓國民黨反動政權內部、國民黨軍內部、白區社會各階層,都清晰地認識到蔣介石集團徹頭徹尾的腐朽沒落,以及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正在走向光明前路……



力量變遷在人心之變


  “1945年抗戰結束后,國共兩黨曾就建立聯合政府舉行重慶談判。作為二戰時中國戰區的軍事統帥,蔣介石已在國際社會樹立起率領國民抵抗侵略的形象,沒有人質疑他在中國的抗戰領袖地位。”軍旅作家王樹增曾如此向《新民周刊》記者解讀解放戰爭開始前的國共兩黨態勢,“蔣介石擁有正規軍430多萬,盟軍援助中國抗戰的所有優質武器都在國民黨軍手中。此時,經過抗戰后期的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空前統一,但是共產黨人的‘財產’清單還是相形見絀的:全部正規軍即使算上剛在東北發展的幾萬人,總計127萬,其中不少部隊算不上正規軍,屬于民兵性質,武器依舊是土制槍支和大刀長矛;即使屬于正規軍的主力部隊,輕武器十分簡陋,重武器嚴重匱乏。而且,共產黨武裝是一支完全徹底的陸軍部隊,沒有一艘軍艦和一架戰機”。

  在王樹增看來,這表面的強弱對比之所以在極短的一段時期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是由于在解放戰爭尚未爆發時,國民黨政權的執政基礎已經瀕臨崩潰。大小官員,以“接收”之名,“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侵占國家資財、勾結不法商人、壟斷市場貿易、武裝走私販私。

  在國統區社會各階層都有人怨聲載道,有的地方已經民怨沸騰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沒有缺位,而是適時地開展工作。國防大學教授、軍史專家徐焰少將說:“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兩個戰線的斗爭:公開的武裝斗爭和隱蔽的地下斗爭。當年黨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在政治上爭取敵占區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數在搞工運、農運、學運和秘密的統戰,發動和組織群眾擁護共產黨。”徐焰舉例說,在解放戰爭中,中共隱蔽戰線的最大成就,是發動國統區廣大群眾掀起轟轟烈烈的反饑餓、反內戰的群眾斗爭。

  以上海為例,在三大戰役還沒有開始,國民黨軍還在重點進攻解放區的時候,就曾發生過一起國民黨憲兵與警察的沖突。而這起沖突發生后,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勢利導,讓不少基層警察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統治之惡,也讓大上海的民心向中共傾斜起來。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承宗回憶,1947年7月27日晚上,金都大戲院,亦即如今延安中路石門一路上的瑞金劇場里,國民黨憲兵和警察發生激烈沖突。先是一名憲兵排長打傷了一名學警,接著附近新成分局的學警,以及老閘等分局的警察聞訊趕來聲援, 憲兵隊則調來 100 多名荷槍實彈的憲兵,瘋狂開槍射擊,當場打死7個警察,另有7個警察被打傷。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個警察局就紛紛傳談憲兵打死警察慘案的經過,聞者無不憤怒,形成了全市警察大罷崗的局面。此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因勢利導,發動大批警察和被難家屬去參加追悼會,形成又是一次示威浪潮,使國民黨當局處于十分狼狽的境地。此后,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想在警察中找出中共地下組織,卻因為張承宗等人在分化瓦解敵人營壘的目的達到后, 及時收縮,使得國民黨當局的陰謀未能得逞。

  在國共和談破裂以后,原本在抗戰時期一度在國統區處于公開、半公開活動的中共機構,不得不轉入地下。此時的工作方略的核心,就是使黨的秘密活動和組織群眾性的明處的斗爭結合起來。

  在解放戰爭后期,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努力,國民黨政府負責工礦事業建設和管理的重要機構——資源委員會宣布起義,即是此方略的經典體現。在上海解放前夕,資源委員會從中央銀行提出歷年節余外匯 400 多萬美元,換成資金和物資,分撥全國廠礦維持生產和職工生活,使他們在解放后很快正常生產。剩余更為巨大的物資、資金則交給新中國用于建設。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的地下黨員季崇威認為,解放前夕, 國民黨的特務密布, 對接近共產黨和反國民黨的人士殘酷鎮壓。資源委員會能干成這一涉及千萬人員的大事,居然未有人出來告密泄露而遭受破壞失敗,歸根結底是他們看到了國民黨大勢已去,不能再跟隨下去。而共產黨通過各種渠道讓他們了解了知識分子和工商業的政策, 使他們打消了疑慮。無疑,力量的變遷在人心向背。當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都已經成為中共地下黨員的時候,人心在哪一邊,已經相當明了了。



情報英雄戰功卓著


  徐焰表示,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在地下狀態活動,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他吸取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亦即后來的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并組織了精干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

  但從中共專職情報機構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周恩來就規定不允許在黨內搞互相偵查。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則,更是不允許采取收買、色誘和暗殺。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地下組織發展關系,一如既往地以政治覺悟作為基礎,而不是像前幾年一些影劇作品里反映的用哥們義氣、愛情吸引等手段。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蘇聯情報專家來華介紹經驗時,曾經表示,用金錢、美色才能獲得有價值的情報。中共情報工作負責人李克農對此氣憤地反駁道:“我們過去沒有這樣干,今后也不會這樣干!我們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時也用一些金錢,但只是輔助手段。”

  以1936年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共,后成為國民黨“西北王”胡宗南秘書的熊向暉而論,胡宗南看中熊向暉的恰恰是熊的才干,以及顯露在胡面前的抱負。1943年,隨著抗戰局勢日漸明朗,共產國際又正好解散,蔣介石向胡宗南發布了“閃擊延安”的指示。熊向暉迅速將這一情報發往延安。中共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發電質問胡宗南,使得國民黨這一陰謀破產。此前此后,直到解放戰爭后期胡宗南隨蔣介石敗退臺灣,都念念不忘熊向暉,認為此人是個人才,可堪大用。

  1947年2月,熊向暉與相戀多年的女友諶筱華結婚,證婚人是蔣經國。之后兩人開始蜜月旅行到杭州時,熊向暉又被胡宗南召回。原因是國民黨軍又將大舉進犯延安,軍情緊急。熊向暉再一次將重要情報送到了中共黨組織手中。為此,毛澤東稱贊熊向暉 “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也稱贊:“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于前三杰;國共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跡。他們就是后三杰。” 后三杰包括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其中,原本于解放戰爭后期由國民黨公派留美的熊向暉,因在1949年11月突然出現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周恩來向國民黨元老張治中、邵力子、劉斐介紹稱其“歸隊”,由此離間了胡宗南與蔣介石的關系,但也因而暴露,不再適合做地下工作。陳忠經和申健也大抵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們“浮出水面”。而因建國初期還有不少無名英雄在臺灣潛伏之故,身在大陸的吳仲禧仍不得不隱瞞真實身份,以防在臺灣的同志暴露。直到1956年,吳仲禧才主動暴露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此時,吳石將軍已在臺灣遇害。

  到了1978年,曾在中共中央調查部工作的謝筱迺在做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時,在京遇到吳仲禧,當面對他說:“你在解放戰爭期間提供的軍事情報十分重要,很有價值,有些還直接呈毛主席參閱。”之前從未知道這一層面消息的吳仲禧甚感驚訝和欣慰。



歷史真相仍需進一步開掘


  就連吳仲禧本人,對自己曾經的功績也未必有全部、系統的認識,可見當年的地下工作,確實需要如今的人們去仔細研究、發掘真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近70年的時光里,盡管一些歷史研究確實發掘出不少一度湮沒的真相,但由于當年隱蔽戰線的斗爭性質的緣故,許多歷史真相未必能很容易很清晰地展現出來。

  6月27日下午,在上海市政協召開的“上海紅色歷史紀念地遺址發掘項目發布會”上,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家蘇智良教授告訴記者:“以上海為例,許多當年中共地下黨員曾經奮斗過的地方,如今卻很難找到蛛絲馬跡了。”蘇智良舉例,1982年5月28日,時任全國工商聯秘書長的黃玠然來滬,約請當年一起從事秘密工作的原中共中央機要主任張繼恩等人,到王家沙附近的石門一路336弄弄口,向居民求證后才明確,這里就是當年的柏德里。也就是當年的家、從事秘密工作的地方。然而很可惜,這一處里弄后來拆除了。蘇智良還舉例,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組建過程中,一個重要特征是充分發揮地下黨和黨內專家的作用。早在1949年4月,中共中央就決定在香港的潘漢年、許滌新和夏衍三人火速回來,準備接管上海。后來,潘漢年擔任常務副市長,夏衍擔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兼文化局長,許滌新擔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在建設新上海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過程、細節,仍值得仔細研究。而以整個解放戰爭論,從最初國民黨軍整個師、整個軍起義,到后期湖南、新疆等地整省起義。如此大規模的起義,在世界五千年戰爭史上幾乎沒有。回望歷史,這些起義背后,更是離不開地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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