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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的詩性與遺產保護

日期:2019-07-31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作者|孔冰欣

  

  長舟流月,我遙遙渡江;

  未飲先醉,俯拾星芒,盼得歸航。


  煙水漫漫的長江,滋潤著半個中國的土地,其入海之前的沖積平原,若僅從地圖上來看,似乎是一塊并不大的區域——但,審視長江三角洲的地理位置與歷史掌故,人們發現,它實際上早已,并且正在改寫國家的從前、現在和明天。長三角土壤肥沃,在農本時期是九州大地重要的糧食出產區,人口高度密集;終與“江南”一詞結盟,親手締造寄托了國人最溫柔、最美好理想的意象。長三角奮進不懈,時刻整裝待發,在近現代穩穩立于瞬息萬變的改革風口,化身一座助推中國經濟發展的“永動機”,不斷向外擴散資本、輸出標桿模式。長三角更是文明的記錄者,饋贈后世無數珍寶,金戈鐵騎、雪月風花,無聲地順著山川河谷鐘靈毓秀的線條流淌蔓延,無聲地鐫刻在古城的建筑、器物,及至城里人微醺的表情上。

  2019年7月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中國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此前一天,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也被批準列入名錄。自此,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分別增加一處,總數增至55處,位居世界第一。而雖然不知在位于長三角的棲息地掠過的候鳥,有無在位于長三角的良渚遺址上空盤旋鳴囀,但長三角的人們能夠確定一件事:這回成功入遺,毫無疑問,既是長三角的光彩煥發,亦為全世界共享的中華榮耀。

  “申遺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利用,總結成功經驗,借鑒國際理念,健全長效機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精心守護好,讓歷史文脈更好地傳承下去。”“要讓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習近平總書記如是說。

  誠然,“長三角”的,也是“世界”的。


時空穿越:從良渚文化到大運河


  讓我們先穿越時空——

  新石器時代,黃海之濱,淮河兩岸,射陽湖畔,已有鹽阜人民的遠祖,在那片狹長的土地上,孕育了鹽城的遠古文明。

  風吹,雨淋,草長,萬物生機勃勃。不知何時起,這里,也成了鳥類的天堂。

  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重要意義恐怕在于,它是我國第一塊、全球第二塊潮間帶濕地世界遺產,填補了我國濱海濕地類型世界自然遺產的空白。該申遺項目地處東亞—澳大利西亞水鳥遷飛路線(EAAF)的中心位置,范圍涉及黃(渤)海多個候鳥棲息地。每年,鶴類、雁鴨類和鸻鷸類等大批量、多種類的候鳥選擇在此停歇、越冬或繁殖。其中,全球極度瀕危鳥類勺嘴鷸90%以上種群在此棲息,最多時有全球80%的丹頂鶴來此越冬,瀕危鳥類黑嘴鷗等在此繁殖,數量眾多的小青腳鷸、大杓鷸、黑臉琵鷺、大濱鷸等長距離跨國遷徙鳥類在此停歇補充能量……黃(渤)海候鳥棲息地在遷徙候鳥保護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候鳥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出發,要不間斷地飛行7000公里,方能到達黃海生態區的濱海濕地進行停歇和覓食,大約兩周之后,它們會繼續飛往西伯利亞等繁殖地進行繁殖。故此,黃(渤)海候鳥棲息地可以說是個“瓶頸”地區,但更是重要的“中轉站”和“加油站”。這兒還活躍著逾500種無脊椎動物和280種魚類,具有極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每當人們看到鳥群周而復始地開啟一段既定的旅程,遵循一種既定的節奏,自然而然地便會聯想到,生生不息的宿命輪回。

  還是新石器時代。五千年前水草豐美、河網密布的王國都邑——良渚古城,正如一幅神秘的畫卷,徐徐在帶著好奇、帶著幻想的游客面前展開。

  良渚文明素有“中華文明曙光”之稱,分布于環太湖流域,包括浙江、江蘇、上海、安徽、江西地區,與同時期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并存于世。良渚古城遺址,昭示了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其形式多樣的遺跡和文物,展現了土制建筑、城市規劃、水利系統及等級社會,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

  從古城的布局來看,莫角山宮殿區位于整個古城的正中心,而可能為王者居所的大莫角山又是宮殿區內最重要的宮殿基址。站在大莫角山上,城內外以至于大遮山與大雄山之間均歷歷在目,此等隸屬于統治階層的廣闊視野,彰顯了王權的尊貴。而從反山、瑤山的墓葬排列來看,兩處權貴墓地中出土遺物最豐富的墓葬均位于成排墓葬的中心部位,也充分顯示了王者居中的特點。

  良渚文化出色的玉器工藝,是經過人為構思、為了某種明確的目的而創造出來的,在服務“禮制”(良渚文化的核心)、說明精神功能上準確到位。良渚之玉,既在制作過程中受觀念支配,強調傳遞偶像崇拜的價值——比如很多玉器上刻有“神徽紋”;也是尊貴身份的載體,等次劃分非常明確——比如大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無論形制、花紋抑或是隨葬方式,皆意在凸顯墓主人不凡的地位與顯赫的威儀。玉鉞是權力的象征,玉琮是神性的表達,良渚玉器的社會屬性,在于它足以反映良渚文化的制度設計和宗教信仰。

  良渚是實證“上下五千年”的圣地,而對權勢,以及與權勢相依相生的眾星拱辰、令行禁止的迷戀,更是其后貫穿整個中國封建王朝史的絕對主題。

  譬如,春秋末年,實力強勝的諸侯國為稱霸中原,多開鑿有運河。其中,有位國君決定專門挖掘一條河渠,以運輸戰爭糧草——這個國君叫夫差,這條河渠,叫邗溝。運河之史,自邗溝而始,夫差之后,多少帝王都在進行著開掘運河的接力賽,而這些“后輩”里,被民間傳說“肢解”得“體無完膚”的隋煬帝楊廣,從東都到江都再到身隕名滅,與大運河勾纏牽連,就數他留下最多、最可議論的精彩談資。如今,倘若我們效仿先人,雇一條晃悠悠的小船,帶上弦歌與美酒,伴著胭脂色的浪濤沉浮,遇埠則歇,對月吟頌,半夢半醒地蕩到揚州,或許更像是槳聲燈影里附著幾分癡惘的一廂情愿;但是,千年的優雅,不該就此湮沒不詳,它將靜靜地等候一個合適的時機,然后再度崛起。

  隋唐宋時期由汴渠、淮揚運河、江南運河構成的以長安、洛陽和開封為中心的東西大運河,與隋永濟渠和元明清南北大運河,即京杭大運河一道,受滄桑歲月檢閱,風霜盡染,也見證了月臺花榭,瑣窗朱戶,一川煙草,滿城飛絮;見證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蘇杭自古繁華,想必每每路過,運河之水當流連不去、纏綿忘返罷。而姑蘇園林,咫尺之內再造乾坤,邀無價清風明月,聽近水遠山訴情;臨安西子湖畔,重湖疊清嘉,佳人高樓遠望,戶盈羅綺、競豪奢……怎能不引得百代騷客傾心折腰,文采勃發,競相作出千古名篇呢?

  以蘇州、杭州為代表的南方城市的熙攘繁盛,表明了古老帝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在事實上發生了移動偏轉。至有明一代,更有“漕政、河政、鹽政”的江南三大政之說。而這三大政之中,顧名思義,河政與漕政都與運河關聯密切。明朝幾乎一多半的工部尚書都是水利專家出身,列于朝廷財政預算的河道治理經費,僅限于長江、黃河、淮河與運河四條——運河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兜兜轉轉,浸濡史冊。待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后,運河更達到了全盛之態;與此同時,大明開國時的首都,南京,并未因遷都之舉減色衰頹,依舊不改六朝以來的清貴自持。紫金山南麓獨龍阜玩珠峰下的明孝陵里,長眠著明太祖與馬皇后;林立于石頭城里的四百八十寺,被濛濛煙雨經年累月地輕輕洗滌;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則始終是留在人們記憶深處的、悠遠飄忽的金陵印象。

  從良渚文化到大運河,長三角的世界遺產,書寫了半個中國。


回眸江南:長三角的“詩性”和遺產保護



  綜觀長三角區域的世界遺產,如珠似玉,美不勝收,膏粱錦繡,人文薈萃。從國家人文地理的視角來看,它的特點是具有“濕潤的詩性”,具有“共飲一江水”的樸素深情。是的,長三角流動著涓涓的水,清麗婉約;長三角流動著澎湃的水,激蕩人心。北人南渡和吳越文化相互交融,中華文明的血脈延伸開來,最終創造出了集二者之長,善于包容敢為人先,民意調查中滿意度只高不低的——“江南”。在被冠以江南之名的地方,有氣象學者說的“梅雨”、地理學者說的“丘陵”、歷史學者說的“沿革”、經濟學者說的“財賦”、語言學者說的“方言”;還有,頂頂重要的,老百姓說的,“江南是我們的家啊”。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古城遺址的現場其實并沒有豐富的實物內容,只有一些土墻,不免令乘興而來的游客摸不透門道,一時“目瞪口呆,傻傻不知所措”。對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莞爾,“很多參觀者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東方文明是‘土筑’的文明,泥土堆積在日曬雨淋之后就會坍塌,從遺址的外觀來說,東方文明的很多遺址不是特別雄偉壯觀……你現在能看到的只是廢墟,但如果通過專家的解讀,或者用科技來模擬場景,還原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你就完全可以把描述的景象移植到腦海之中,就會發現良渚文化和現在江南地區的生活文化是非常相近的,不會感到相隔了幾千年之遠。”

  所以,江南在哪里?它已經“活”了很久很久,卻依然陪伴在我們身邊,每天與我們同呼吸、共命運。那么,出于一片拳拳關愛之心,我們不禁要發問,所有這些守著江南風骨、守著長三角精神、物質密碼的世界遺產們,又是否得到了與其價值相匹配的、足夠用心的照拂呢?

  以良渚古城遺址為例。趙曄表示,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之后,影響力變大了,關注的人也會越來越多。“未來的良渚文化考古和保護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從考古的角度,我們會發掘更多細節,尤其是城市功能區的分布。另外,國際合作和交流的機會也會增多,我們會邀請國際學者,運用跨學科的手段,一起參與到良渚文化的研究之中。日本是我們學習的一個榜樣,他們發掘一個遺址可以做到非常精細的程度,比如他們會采集遺址中所有的土樣。土樣中有很多有價值的內容,可以淘洗出動物殘骸、種子顆粒等各方面的信息。這對于了解當時人類的生活方式有很多輔助作用。”

  而談到黃(渤)海候鳥棲息地,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業已對外界表態,我國將對該遺產地制定專門保護規劃,采取更加嚴格的保護措施,更好地為候鳥提供生態良好、資源充沛、棲息安全的遷徙驛站,使其成為東亞—澳大利西亞水鳥遷飛路線乃至全球候鳥棲息地保護的典范。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自然保護地管理司副司長周志華介紹道:“將在嚴格履約的同時,推進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二期)的申報。”

  周志華稱,中國1985年12月加入《世界遺產公約》,34年來,是全球世界遺產數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目前,我國對于世界自然遺產的保護理念和管理水平不斷提升,在保護了重要自然生態系統和自然遺跡的同時,也取得了社會經濟效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數據顯示,2018年自然遺產地、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為地方帶來直接旅游收入143.75億元,接待境外游客超過1246.2萬人次。

  從我國整體上的保護與管理來看,少數地方生態保護意識不強,重旅游輕保護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仍舊存在。“自然遺產往往位于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這里保護和發展的矛盾比較突出,有時協調起來還有很多難度。另外,一些外在因素,比如自然災害、氣候變化也有可能威脅自然遺產的安全。像氣候變化就會帶來溫度的升高、氣候帶的改變,很多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都會面臨威脅。”周志華說。

  一如周志華所言,觀念上的提升,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申遺的心態,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最早長城、故宮等名勝古跡申遺,是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隨后麗江、張家界等地申遺成功后的開發,則更看重其背后的商業價值、品牌效應,一些地方甚至將世界遺產當成“搖錢樹”,引發了對“過分、越界”的批評。保護世界遺產要有大格局,不能只求一時一地的利益,求的是被潑染在天地間的山水、被煉化的文明不能在我們手中消失,求的是子孫后代還能從中獲益,這也正是世界遺產設置的初心所在。

  在保護世界遺產上,中國還有不少路要走。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應該“軟硬兼施”,既要盡量使時間對物質客體的侵蝕損害降到最低,也須注意勿割裂原生態的居民生活,勿棄之不顧人文底蘊。此外,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后,如何在世界遺產保護的精細化、智能化上做文章,也是我們得認真思考的新命題。

  可喜的是,盡管曾經陷入爭議,拐進岔道,但近年來,國人對保護世界遺產的“正確姿勢”,相比以前,倒確實是越來越“拎得清”了。如宛然桃花源里人家的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現與時俱進,隨處可見嶄新的消火栓,每家民宿都有煙霧報警器,若遇到吸煙的游客,村民還會上前提醒“不可以亂扔煙頭”……“徽派建筑以磚木結構聞名,尤其是古建筑,年久失修,存在極大的消防隱患,所以歷來都是保護重點。”黟縣世界文化遺產事務中心副主任方翔說。而宏村最新修訂的村規民約,更特意增加了不允許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也是出于古建筑消防和環保的考慮。雄偉奇峻、坐擁丹霞地貌的浙江江郎山,則將8月2日定為“中國丹霞江郎山世界自然遺產保護日”——每年的這一天,江郎山核心景區實行“休游”,所有游客均不上峰頂,其他景區實行“限游”;以此號召全社會積極參與中國丹霞的科學研究與保護管理,切實增強保護世界遺產的意識,努力推動保護責任全民共擔。

  長三角正在保護世界遺產,長三角也正在“發現”世界遺產。這里還有哪些正在申遺的好地方?還有哪些“潛力股”?

  今年1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更新了《中國世界遺產預備名單》。《新民周刊》記者仔細檢索,發覺“長三角力量”摩拳擦掌,著實后勁綿長:文化遺產上,申報了絲綢之路中國段(海路包括江蘇、浙江等),中國明清城墻(遼寧、江蘇、浙江、安徽、湖北、陜西),揚州瘦西湖及歷史城區(江蘇),江南水鄉古鎮群(江蘇、浙江),青磁窯遺址(浙江)。自然遺產上,申報了揚子鱷自然保護區(安徽),天柱山(安徽),渤海灣和黃海海岸(遼寧、河北、江蘇、山東)。復合遺產上,申報了楠溪山(浙江),雁蕩山(浙江)……

  當真是: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還數長三角最好。


文明不死:留住文化根脈,守住中華之魂



  恰如本文開頭所提出的,“長三角”的,也是“世界”的。如果我們跳出地域敘事的范疇,從一個更宏大、更寬博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話,該怎么解答,“中國的世界遺產,應當以什么樣的面貌傳給后代?

  對此,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遼寧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畢會成略一沉吟,坦然道:“申遺的法理前提,是我們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成員國,它的哲學前提,是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參與申遺和申遺成功的遺產不只是我們的,也是世界的。從良渚古城遺址和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那一刻,我們就再一次與全世界簽下了一個契約,像以往每次那樣:世界有義務支持我們保護這些分布于中國的世界遺產,而我們有義務保護好它們。

  “還有一份契約是我們與先人和后人簽訂的,盡管他們都不在場:我們既然從先人那里接受了這些人文與自然的饋贈,就要保證它們能夠繼續為我們的后人所享用,至少是完整的,如果有可能的話,還應該更豐富的。也就是說,遺產不只是來自我們的先人,它的保存和延續還凝結和體現著我們自身的存在和努力。

  “這里的關鍵是,如果我們不準備只是作為遺產的被動的守護者,而是要在保護的前提下更好地利用這些遺產,我們就進入到那個經典的‘保護與利用’的關系命題中去了。值得指出的是,利用不僅是利用世界遺產的名片和資源來賺錢,然后用賺來的錢去修繕和維護世界遺產這種經濟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如果遺產,尤其是人文遺產,要避免成為不再與當代對話,不再能承載人類情感和價值追求的純粹的自然奇觀或文化化石,它就必須進入當下的世界。這種從當代歷史中穿行過去的、與當代歷史發生深度互動的遺產,而不是從旁邊繞過去的遺產,才是我們應該留給后代的遺產。當他們接受這筆遺產時,他們接受的就不只是一個距今五千年或六千年的人類文化遺址,而是這個遺址如何歷經磨難與救贖,甚至不乏戲劇性地來到他們眼前的全部歷史。遺產不是用來靜觀,或僅僅用于把玩的。對遺產的尊重也不是始終讓它‘原封不動’,把它供奉起來宣布它已經不朽,或者所謂‘修舊如舊’,而是讓它與它所經歷的時代發生真正的關聯,讓它在它所經歷的社會中發揮某種切實的功能。也只有這樣的遺產,才是屬于人的,有益于人的,而不是壓抑人的。否則,遺產本身也可能成為異化人的新偶像。”

  那么,如何借“世遺”提升文化凝聚力與民族認同感?面對文化生態的變化,該如何續存我們的歷史文化記憶?

  畢會成表示,豐富的自然遺產表明我們是受命運眷顧的族群,無與倫比的文化遺產見證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卓越的創造能力,以及我們不負命運的眷顧。借助主流媒體構建“世界遺產中的中國”和“中國視野下的世界遺產”主題影像,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把每一處自然遺產都建成國家地質公園,把每一處人文遺產都建成國家歷史博物館,把它們打造成中華民族空間和歷史想象的重要載體。當然,圍繞申遺的過程和結果,依照合理的議題設計和渠道把民眾的熱情和想象力吸引進來,這本身就可以成為“講好中國故事”,輸出中國價值的絕佳的契機和題材。

  他同時提醒:我們不可以假定在急劇變化的文化生態深處存在一種恒久不變的歷史文化記憶供我們去追尋和守護。一切組織化的歷史文化記憶都更多地是“重構”而不是“重現”的結果。因為記憶是這樣一種機制,它將過去組織到與現在的關聯中,讓過去圍繞著現在不斷地重構。從這個意義上,文化生態的變化,不但不對歷史文化記憶的續存構成威脅,反而是它的前提:續存我們文化記憶的必要性正源于當下文化生態的變化。如果文化記憶不能通過不斷地重構使自身與變化了的文化生態及其價值觀對接或同步,它也就退出了當代生活,追尋它就是一個無意義的命題。也正因為文化記憶的重構性,文化記憶才不是只有一種,每一代都需要重敘歷史。

  《新民周刊》追問,如何靠申遺進一步“走出去”,進一步彰顯大國文化自信,推動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如何守衛這種超越國家界限的普遍價值,使之有益于全人類的當下和未來?

  畢會成自哲理層面予以概括解答:“文化遺產因為是中國的,所以才是世界的;因為是扎根本土的,所以才成為全球的。申遺的過程就是以世界的文化和審美價值審視和反觀自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同時深化了對世界和自我的理解,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國文化要在世界文化價值格局中占有與我們作為經濟大國和政治大國相適應的地位,就一定不能放棄中國之所以是中國的特質,放棄中國作為一個超民族國家的獨特性,這是我們民族認同之所系,也是大國文化自信之所托,更是參與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

  “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固守于這種特殊性之中,而應該在特殊與普遍的價值辯證法中確立我們的立場。普遍價值并非在與文化特殊性的對立中界定自身的,它既非預定論的,也非本質主義的。恰恰相反,超越國家界限的普遍價值正是從每個國家特殊的人文景觀和歷史經驗中生長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任何國家都可以挾其特定形態的價值旨趣加入到對世界普遍價值的定義和構建中,從而成為世界普遍價值交響曲的一個音符甚至一段樂章。換言之,中國文化對既有的世界普遍價值格局的態度不是無條件的認同和歸順,而是批判,永恒的批判;但批判不是拒絕,批判是以批判的方式對普遍價值的修正和擴容,這樣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設性的。申遺就是這樣一個建設性加入世界普遍價值大合唱的努力之一,類似努力的最終結果是使普遍價值成為體現人類生存最高可能性的所有特殊文化價值的最大公約數,這其中就包括中國的。”

  55項世界遺產,是國際社會對中國自然和文化資源的認可,也是中國向世界做出的文化承諾。把世界遺產放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坐標上,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在驗證和提升人類文明中的積極作用。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大會主席加拉耶夫宣布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將由中國福建省福州市承辦,與會委員國一致推選中國教育部副部長、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主任田學軍擔任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主席。這將是繼2004年在蘇州舉辦的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后,時隔16年,又一次在中國舉辦的國際文化盛會。

  一個國家的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精神力量。留住文化根脈、守住中華之魂,長三角責無旁貸,全中國責無旁貸。世界遺產,不僅僅是一道久遠的回響,一縷封存的記憶,它是實實在在的儲藏、傳播、發揚文明的介質,只要人類還有希望,它就永遠不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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