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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遺址: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期:2019-07-31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良渚古城遺址現在不僅是中國考古工作的典范,也是大遺址保護的典范。
作者|應 琛 

實習生|郭慶琳


  杭州城仍沉浸在慶祝和歡騰中。

  從市中心往余杭方向走,祝賀的標語被印成旗幟排在路兩行,向所有路人傳遞捷報——7月6日,阿塞拜疆,隨著世界遺產大會主席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敲下法槌,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國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入遺”。

  而良渚古城申遺成功的背后,還與習近平總書記有著一段故事。

  2016年6月13日,著名考古學家宿白、謝辰生、黃景略、張忠培向總書記寫信,提出了《關于良渚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標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建議》。信中寫到:“我們已在考古文博界工作了六七十年,今天寫信給您是為了促成良渚遺址早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為中華五千年文明樹立一處標志……”言辭懇切,令人動容。

  一個月后,習近平總書記做出重要指示。習近平指出,文物遺存的保護是考古學研究的前提,考古學研究是文化遺產合理利用的學術基礎。要加強古代遺址的有效保護,有重點地進行系統考古發掘,不斷加深對中華文明悠久歷史和寶貴價值的認識,“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要統籌安排,申報項目要有利于突出中華文明歷史文化價值,有利于體現中華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實的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

  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張俊杰向《新民周刊》表示,申遺成功標志著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實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主流學術界廣泛認可。

  83年考古之路,25年申遺之路,良渚古城遺址現在不僅是中國考古工作的典范,也是大遺址保護的典范。


四代考古人托起驚世發現


  “是你穿越了五千年光陰,還是我走過了幾萬里山河。里海的夜,像寶石一樣的寧靜。守著阿拉伯古老的傳說,今夜因為你而注定永恒……”入遺前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發掘領隊劉斌在阿塞拜疆的等待中寫下了以上詩句。

  也許出于考古人善于克制的職業關系,又或許是對良渚古城價值的篤定,當問起申遺結果宣布前夜的心情時,劉斌說非常淡定:“前一天真的一點都不激動,就跟平常一樣。不過到了槌子敲下的那一刻,被現場的氣氛感染到了。”

  1985年,從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的劉斌來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當時浙江并不是考古熱土,但時任系主任、后來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先生告訴我,長江下游是個獨立區域,文化面貌單純,做考古是塊好地方。”

  此后,劉斌在良渚遺址考古的發掘研究工作中一干就是34年。

  “作為從事良渚考古30多年的考古人,我比任何人都高興。良渚可以說是四代考古人一點點挖出來、研究出來的文明。這一切來之不易,不僅是浙江的考古人,還有江蘇、上海以及北京的考古人一起合作。”劉斌向《新民周刊》記者反復強調,這是集體的功勞。

  1936年的杭州良渚,一位名叫施昕更的年輕人首次發現良渚遺址,揭開了良渚考古的序幕。

  梁思永先生最早指出良渚遺址的特殊價值,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將良渚遺址為代表的這片史前遺存命名為“良渚文化”。

  如果施昕等人算是第一代良渚考古人,第二代則要跳躍到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牟永抗擔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史前考古)的主任。王明達是反山遺址發掘的領隊。舉世矚目的良渚文化王墓等級的反山和瑤山遺址,就分別在1986年、1987年被發掘。其中,反山最重要的12號墓、22號墓、15號和18號墓,瑤山的7號墓和11號墓,幾乎都是劉斌一鏟一鏟“挖”出來的。“表面由技工操作,一旦有東西露出,就都是我自己來挖,有時東西太珍貴,用鏟子都不行,得改用竹簽挖。”劉斌深知,考古工作具有不可重復的“破壞性”,發掘時若過于喜形于色,萬一出了失誤便是“回天乏力”。

  作為良渚古城的第三代考古人,劉斌不覺考古辛苦,樂在其中。唯一讓他感到遺憾的是,常年不著家,不能多陪伴在家人身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農民住哪兒,他們就住哪兒。2009年到2018年,良渚考古隊固定工作站在八角亭。那兒原是果農的住房,磚墻瓦頂,生活和工作設施都不完善。地理位置倒是很優越,出門就是良渚宮殿區遺址。再早些年,他們沒有固定居所,跟著發掘地點流轉在數個農民家的柴火房或雜物房間。

  “考古就是透物見人。”劉斌很喜歡站在古人居住的宮殿上思考,“你只有對這里的山川地形十分了解,才能去揣摩為什么當時這里的土堆要堆10米”。

  很多考古是搶救性發掘。有時,考古人的“對手”是不知情的鋤頭。1988年,海寧星火村余木橋組良渚遺址上,當地農民先發現了玉器。“據農民們說,曾挖出過六七件玉璧,當時還以為是砂輪,覺得這砂輪怎么會那么光滑,所以就砸碎了看看,然后扔到池塘里去了。其中有一件大的玉璧品相好,挖到的人覺得好看,才留了下來。”有時,盜墓分子的鏟子會鏟在前面。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初夏,瑤山大墓就是因有人偷盜而發掘。1992年發掘匯觀山時,由于墓葬來不及當天挖完,為了安全,劉斌和同事們借來門板,橫鋪在墓坑中間,和衣而睡。城鎮化建設加速,挖掘機的“大手”也在揮舞。“常常是鐵路、公路挖到哪兒,我們干到哪兒。全省每年基建項目有幾十個,真怕干不過來。”劉斌說,考古人最看不得文化遺產被破壞。

  反山和瑤山后,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處遺址點,如同一顆顆珍珠陸續浮出地面。2006年至2007年,在面積約達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遺址被發現后,“散落的珍珠被串成了項鏈”,一座消逝了千年的史前古城初露端倪,良渚文化正式被認可為“成熟的國家文明”。2010年,古城的外城得到初步確認。2015年,在良渚古城的外圍又發現了比大禹治水還早一千多年的大型水利系統。

  “2007年之后,在良渚古城遺址系統的、持續的考古工作中,每年都持續300天以上,考古工作人員也從原先的幾個人發展到如今的二十多人。”劉斌說,“年輕的80后90后們是第四代良渚考古人。”

  目前,良渚古城的研究方向除傳統考古外,還包括了數字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質考古、環境考古、文物保護等。同時還招聘勘探隊伍,不間斷地對遺址范圍進行全覆蓋式勘探和系統調查。


文明的中國標準



  在劉斌看來,良渚申遺最值得說道的經驗就是“保護”。

  “1986年,反山遺址發掘時,考古工作者做了保護性發掘,清理完墓葬后,馬上對墓坑進行了填沙保護。當時的余杭縣政府也很支持,把這塊地征了,成立了文保所。”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文物與遺產管理局局長陶豫回憶道,1987年瑤山發掘后,也實行了征地和回填保護。1987年老104國道拓寬工程中,發現了大觀山果園有良渚文化遺存,所以交通部門主動改道。1991年發現匯觀山祭壇墓地,也進行了征地保護。1992年莫角山遺址核心區的沙土廣場發現后,當地印刷廠搬遷。

  “如果沒有保護,挖完就把東西拿走,現場被毀掉、蓋房子,就不會有今天良渚這樣完整的遺存呈現出來。”陶豫表示,隨著考古不斷深入,保護的范圍也逐漸擴大。1993年浙江文物考古所成立良渚工作站,1996年良渚遺址群列入國保單位,開始實現整體保護,劃定了33.8平方公里的保護區。

  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規劃建設局局長王輝則告訴《新民周刊》,2002年良渚遺址總體保護規劃開始啟動,提出了以莫角山遺址為中心的兩山之間為自然地理單元,實施整體保護,得到專家們的認可,保護范圍調整到42.4平方公里。

  文物與遺產管理局副局長孫海波表示:“良渚遺址發現以來,我們逐漸摸索出了具有時代特征、良渚特色的保護管理和利用傳承之路,為中國考古遺址的保護發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良渚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曾兩次到良渚調研。2003年7月,習近平了解到“有6家位于湖州市德清縣的石礦影響良渚遺址安全,但關停困難”后,他次日就趕到湖州調研。很快,這6家石礦被關停。“當地的支柱產業沒了,老百姓一開始自然是不理解的。”杭州良渚遺址管理所所長黃莉說,“這就是一個認識的過程,現在當地居民都知道這些產業會對環境造成較大污染,對遺址也會產生破壞,覺得應該關閉。”

  為了做好宣傳工作,孫海波和黃莉有段時間幾乎天天都到當地居民家中走訪。“現在的問題主要還是涉及老百姓房屋的改造,村集體資產的改造。”孫海波說,還是一些民生的需求,“因為文保區的政策跟余杭區的建房政策不一樣,我們會更嚴格,余杭區規定可以造三層,但我們這里可能只允許造兩層”。

  但這些年隨著遺址區大環境的營造,很多居民看到環境和前景越來越好。“保護良渚遺址,傳承中華文明”已逐漸成為當地群眾的普遍共識和自覺行為。

  回顧良渚申遺過程,繁冗復雜,無數“良渚人”并肩作戰、辛苦付出。

  從一處古墓、一些美玉,到一片宮殿,再到完善的水壩……2017年3月,良渚古城遺址申遺范圍明確。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指導意見,為了更好地體現良渚遺址遺產價值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良渚古城+瑤山遺址+11條水壩”,申遺面積從原先的9.1平方公里擴展到遺產區14.33平方公里和緩沖區99.8平方公里。

  “從3月確定范圍到9月報送申遺文本進行預審,再到2018年1月遞交正式文本,時間非常緊迫。尤其要把中文學術語言翻譯成英文真不是件易事。”陶豫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日夜通宵,頭發都快掉光了”。歷時11個月,2018年1月29日,共計20件資料、200余萬字、5000多頁的“良渚古城遺址”全套申報材料正式提交世界遺產中心,代表中國申報2019世界遺產。

  曾參與過良渚申遺工作的親歷者、良渚博物院總策展人、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高蒙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世界遺產的評定標準眾多,良渚古城遺址這次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主要符合以下兩條標準:

  一是良渚古城遺址以規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復雜的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基礎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展現出長江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多元一體”特征作出的杰出貢獻。

  二是良渚古城遺址由宮殿區、內城、外城構成,在空間形態上展現出一種向心式三重結構——這種早期國家都城的規劃特征,成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進行社會等級“秩序”建設、凸顯權力中心象征的典型手法;而作為城市水資源管理系統的外圍水利工程,在選址、規模、設計與建造技術方面展現出世界同期罕見的科技水平,展現了五千年前中華文明乃至東亞地區史前稻作文明發展的極高成就,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堪稱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中國考古協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先生生前認為,良渚文化已進入文明階段,是神權和軍權并重的神王之國的國家形態,可稱為“中華第一城”。

  此外,“這次大家重新把中國文明的標準、起源方式、認定方式和西方作了區別。原來西方定義文明,要看城市、文字和金屬等。但中國玉器代替了金屬,所以這次就把這個標準提到了國際上供以討論。申遺的成功意味著打破了西方對文明定義的統一標準的話語權。”陶豫表示。


申遺中的上海貢獻



  對于看過《國家寶藏》的觀眾來說,良渚或許并不陌生。節目中,浙江省博物館推薦的國寶“良渚玉琮”,就出自這里。演員周冬雨化身為良渚國王之女“瑤”。面對洪水的到來,“瑤”不顧族人反對,堅持留守良渚,琢通玉琮,守衛國土。

  而在良渚博物院,有兩面墻更讓人浮想聯翩。一面是時間的坐標,一面是空間的坐標,它們最終鎖定腳下的這片土地——距今五千年左右,在中國太湖流域的良渚地區,曾創造出高度發達的文化,古城、村落、墓葬、祭壇、水利設施、玉器作坊……中華五千年文明化作真切的生活軌跡。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對中華5000多年文明是標志性事件。“首先,良渚古城遺址從學術上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它的突出普遍價值、真實性和完整性在國際上得到了高度肯定。其次,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意味著我們又多了一處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陣地,必將對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產生積極作用。”

  申遺成功了,但良渚古城遺址的發掘、研究、保護、傳承不會停止。

  這些年,高蒙河將他的工作中心轉向了考古的傳播與傳承上。2019年7月16日,“良渚與古代中國——玉器顯示的五千年文明”大展在故宮武英殿揭幕了。高蒙河正是這次大展的總策展人,而他的學生宋雨晗則是總撰稿人。

  談起該展的緣起,高蒙河說,可以追溯到2014年末。當時,張忠培先生建議良渚玉器能夠到故宮博物院與該院收藏的良渚玉器進行一次聯合展覽,“這將有助于良渚遺址申遺”。2015年初,張先生喚高蒙河進京,“他親自擬定了展覽主題,希望我就這個展覽起草一份策展方案,然后上報故宮博物院”。

  但后來,良渚古城遺址申遺工作全面展開,故宮籌展事宜便被暫時擱置。2018年7月,在良渚遺址管委會和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的支持下,良渚博物院再續故宮籌展一事。

  而今,玉琮王和玉鉞王領銜260件從全國17家文博單位精選出的文物,聚集故宮,成為一次集大成的良渚玉器展。高蒙河說,這是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后首次亮相,實現了“擴大良渚申遺影響,獻禮國慶七十周年”的辦展初衷。

  高蒙河告訴記者,其實上海也有很多良渚文化遺址,并且在這次申遺中,它們也作為良渚文化的組成部分,被寫進了向世界遺產大會匯報的申遺文本,“這相當于說,阿拉上海也為這次申遺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良渚古城遺址地處浙江余杭,是良渚王國的都城,是這次申遺的核心區域。“但良渚文化所代表的良渚王國統轄著環太湖流域,即涵蓋了今天浙江北部、江蘇南部和上海西部地區,面積廣達約5萬平方公里。前幾年,考古學家們還在長江以北的蔣莊發現了大型良渚文化墓地,表明良渚王國可能還擁有更廣泛的疆域面積。”高蒙河給記者打了個比方,如果這次申遺的良渚古城是月餅中的蛋黃,那它的郊區就是月餅,而江浙滬的廣袤區域就像是一個超級大的月餅盒子,“江浙滬是我們現代人的行政區劃,實際上回到五千年前,上海更像是良渚古城的‘京畿地區’”。

  在上海發現了大約15處良渚文化的遺址。其中最為著名的青浦福泉山遺址及其毗鄰的吳家場墓地,是等級不亞于良渚古城遺址的良渚貴族的高等級墓地。

  高蒙河說,福泉山遺址出土的琮、璧、鉞等成套玉禮器,吳家場墓地出土的獨一無二、長約70厘米的象牙權杖,不但寫進了這次的申遺文本,而且也經常出現在各種良渚文化的展覽展示中,“福泉山遺址等上海十多處良渚文化遺址,代表了上海地區也曾是良渚王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與其它良渚文化的600多處遺址一樣,共同構成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


保護與傳承永遠在路上


  申遺成功,不是發掘良渚文明使命的結束,而是傳承良渚文明之路的開始。

  據王輝介紹,依據《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管委會多級聯動編制了《良渚古城遺址管理規劃》等13個系列規劃,形成上下一體、左右銜接、多規合一、切實可行的規劃管理體系。

  遺憾的是,雖然良渚古城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古城外圍水利系統因是考古新發現,目前的保護級別還僅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王輝表示,接下去要對接第八批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的評審,啟動包含水利系統的《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的修編,將結合最新考古成果、遺產價值,以及社會發展現狀,進一步全面統籌遺產保護與遺產地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屆時,外圍水利系統將努力從“省保”升級為“國保”,“這兩塊將統籌起來,通過規劃來促進整個區域協調發展”。

  據張俊杰透露,申遺的成功,意味著管委會今后的研究與保護工作,需要提升到新的局面。一方面如何將這個遺址的偉大價值傳遞給中國人、傳遞給世界;另一方面,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成立以來,已經為良渚保護提供了實質性的管理保障,“但是應對良渚今后作為世界遺產的高標準管理要求來說,保護管理永遠在路上,需要不斷提升、完善”。

  在考古逐漸走向大眾、關注度更高的當下,秉持對時間尺度的洞察力,考古人知曉“少年強,則國強”的客觀規律。

  宋雨晗得知申遺成功的那一刻正在上博學院給小朋友們講課,“正好講到了良渚玉琮。還是小朋友的家長告訴我申遺成功的消息”。

  前些天,國內首本良渚文化主題童書繪本《五千年良渚王國》付梓出版。在去年申遺工作最白熱化階段,劉斌還是欣然答應成為第一作者,對內容的權威性、趣味性負責。

  “做科普童書十分必要,我們應該多一些考古教育。”北京大學全國中學生考古夏令營連辦十年,劉斌的開營講座也講了十年,“把考古促進歷史研究的進步,使一個民族的歷史變得更透明,了解歷史的每一個腳印和文化,啟迪現實社會,為后人提供祖先生活的信息,豐富自己民族的歷史記憶等告訴大家,引導公眾對考古多點敬畏少些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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